节日漫谈

春节就不说了。

西味的圣诞节、情人节也不说了。

端午节、中秋节以及政治色彩浓重的一些节日也都不说了。

狗屁节也不说了，因为还没有这么一个臭哄哄的节日。

在评说这些节日之前，我觉得很有必要说一说开辟市场的几件趣事。

沈阳有个五爱市场，全国有号。这个市场为其所在的沈阳市沈河区带去的经济效益令人眼红。但是，这个市场在80年代的场所实在不敢恭维，窄窄的一溜儿长街，每天早晨人头攒动，拥挤不堪。这情景让某区的领导们发现了，便灵机一动，想：“在沈阳市更好的一条街建个宽畅的市场，把顾客争过来，岂非好事！于是，组织属下论证、调研。论证结果，比领导设想的还要可观。于是，投资土建，搞了一个上有透明天棚，内有玻璃柜台的市场。但是，顾客们仿佛不知好歹，仍然盯住五爱市场不放。

无独有偶，辽南海城也有个西柳市场，当初是由一个农家妇女在路边卖裤子逐渐发展起来。

不过一个农家妇女，居然引发了一个诺大的市场。那么，如果一个县长、市长热心于此，不是举手之劳吗？接下来，许多县的县长们、许多市的市长们、许多乡的乡长们都要效仿或超越那农家妇女，不惜投巨资建设规模化的市场。可惜，十个有九个事与愿违，自然不免劳民伤财。

后来，政界的这些地方权威人士明白了，或用他们惯用的术语是有了政治觉悟，懂得市场这东西和弄权不同，并且再也不敢动辄“市场”了。

然而，吸取教训不象消化龙虾、海参那般来得顺溜，或说仅限于从市场到市场那样来得形而上学。换句话说，教训还得重来一次。于是，也就有了名目繁多的节日。

沈阳有个秧歌节，当初也是经过“科学”论证的绝好项目，说是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效。虽然所谓“科学”论证如今也不是那么“科学”了，但是，秧歌节还是要弄的，尽管弄得不免有气无力。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不太广泛收集了一些各地的反映，据说红头文件决定的那些个节日，绝大多数不怎么景气，老百姓每逢这些节日来临，都不高兴，甚至骂娘。当然，我不可能重复那些粗陋、直接、带有动感的诅咒。但是，也要规劝一句某些领导干部们，不要轻易头脑发热，不要以为自己头脑发热不是头脑发热，不要以为权力能够神通无比，不要以为武断就是果断什么事情说弄就弄了。节日可不是随便弄的。古来君王知多少？若是每人弄个节日，并且百姓都要去庆贺的话，一年365天，也不会轮到你们今天的这个节日了。还有，节日也不可排得太满。农民领袖李自成打下京都之后，连续一十八天过节，然后就兵败如山倒。可见，节日如果不是顺从民众的意愿，肯定因为铺张浪费而乐极生悲。好在我们的制度优越，只要出发点好，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否则，多么的不妙啊！但是，这种情势，不可能持续多久。就是说，当国人的民主意识高涨、国家的民主制度健全以后，再要乱弄节日，幸运之神不会关照了，肯定要天怒人怨而有牢狱之灾的。

不妨找个瞎子去算一算命。

当然，好在百里挑一，也有几个节日令人称快。

大连搞个国际服装节，很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于是，这节日就会不断地过下去。]

还有一个小地方，即辽南小镇熊岳城，在望儿山下搞了个母亲节。兴办之初，因县治之小，贺人廖廖。但是，由于事关伟大的母亲，而且天下只有这一个母亲节，因此，几年过去，却呈兴旺之象，而且其势愈隆。

我希望大连服装节会办成经济往来的盛会。

我相信熊岳母亲节会有其深远的生命力。

但是，我要说——

请不要过多地强调这两个节日；

请多多注意那些昙花一现的节日；

请注意多多关于市场建设的失败记录；

请反复记住一个伟哉而悲哉的名字——李自成！

望 儿 山 新 传

坐落在辽东半岛中部的熊岳城,虽然历史悠久，规模上也有全国第一镇之称，在当地很有一点鹤立鸡群样子，但到了北京，比之中原和南方一些古韵更浓的小镇以及近年来涌现的若干经济发达的后起之秀，就没人知道了。对此，出于乡情带出的那股子偏私，我自然不无遗憾，却也无可奈何；想让人们象钟情于风景壮观而优美的五岳那样去依恋一片平淡无奇的荒山是不可能的。

但许多苦寒之地因为一个人物或一个事物而一朝成名也是可能的；有史以来默默无闻的韶山冲借毛泽东的威力被世人知晓，就是明证。于是，熊岳镇由于望儿山也逐渐开始扬名海内外了。

望儿山有两个传说。

第一个带有浪漫的神话色彩，说远古时期当地有两个海眼，造成水患以至民不聊生。二郎神不忍目睹，从远处挑来两座山，一座是望儿山，一座是馒首山，将海眼堵住了。从此，百姓过上了太平日子。

据地质考证，寒武纪时期，熊岳一带乃是一片汪洋。后来地壳变迁，太平洋板块稍加错动，就把辽东半岛给举到地面上了。今天，在周围的山上仍然可以找见已经发白的贝壳。可见，科学结论才是事实。不过，没有意思，比较美丽的神话显得古板而无情。

第二个故事悲剧成分较大，说古时候，在望儿山下有母子俩相依为命。母亲耕种纺织，历经寒暑，供儿子读书。终于，儿子学业有成并赶上朝廷科考，便打点乘船西去。可是，几年过去了，音信杳无。母亲坐不住了：开始，每天上山看望，然而始终不见一片帆影；后来，老人家干脆不下来了，昼夜站在山顶，不食不寝，苦盼儿归，终于体力不支，滚到山的东北脚，渐渐化做一尊石像。

人们为了纪念这位母亲，在山顶修了一座砖塔，以致永念。“文革”中间，毛主席城里的那些学生红卫兵结伙破“四旧，”拉来火药想把这塔给炸了。山下的农民听说了，虽然也知道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是革命的表现，却不知道为什么就心疼、就一百个舍不得，就生气了，就抡起铁锹、镢头跟红卫兵对上了。结果，到底是学生娃娃太嫩，也估计打不过红了眼的成年人，喊几句激烈的革命口号就吓跑了，并且再也没有卷土重来。这在红卫兵所向披靡甚至疯狂的当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民间说法是母亲的神灵在冥冥中护佑。现在看来，还是一种更厚重的文化底蕴起了作用。共产党不是塔力班，阿富汗人民比较望儿山下孝敬母亲的农民更温厚一些。不然，为什么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大佛就给炸得七零八碎，就算联合国的呼吁、阻止也成了一阵空喊，而名不见经传的这座小塔却得脱大劫，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呢？或者是因为不论偶像多么高不可攀，母亲的一切更加实在比之前者尤其需要她的儿女奋身向前呢？看来，神圣的崇拜和真挚的感情，孰轻孰重，关键时刻高下立判。

望儿山谱写新的篇章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后期，说不清是哪个地方开的头儿，搞了个以地方特色为眉目、经济建设为主调的节日，效果很好。接着，各地纷纷效仿，连着折腾了许多年，因为纯属东施效颦，就逐渐冷场。说来可笑可悲，1978年倡导的拨乱反正，并没有使通过讨厌的走形式来讨好上级的风气得以绝根，相反，变换花样地不时兴风作浪，以至节日泛滥，造成了无数的浪费。

不过，熊岳城是个例外。这里的人们利用望儿山和山顶上的砖塔，以及那古老的传说，搞起了母亲节。起初，由于只是一个镇的活动，规模很小很小。后来，居然超过许许多多大城市的那些个自以为重要而盛大的乱七八糟的节日，不仅形成习俗必过无疑，而且氛围日隆，虽然不如情人节浪漫，却更加凝重。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海内外的许多人士不远万里汇聚山下，景仰人工塑成的母亲雕像，感念母亲的恩德，不由肃然起敬。

我也参加过一次这个非同一般的节日。不过，我为这座慈母雕像深感缺憾。雕像慈母眉目清秀，形体富态，衣着整齐，发髻一丝不苟，神情不卑不亢，倒是无可挑剔，甚至使人联想起某一位国母。而唯其如此，就让人感到作者不仅功底浅薄，还不免媚俗之嫌，他力图使母亲形象端庄大方的精心构思中，独独缺少了那种对天下儿女不可替代的母性震撼力。须知道，百姓们的母亲不但要十月怀胎和忍耐巨痛生下儿女，而且连保姆都不请的；她要亲自给孩子喂奶、擦屎擦尿、清洗尿布；就算今天的母亲们赶上了好年月，也一定要亲手为自己的宝贝置换“尿不湿”；这样的母亲，绝对没有一丁点的富贵相。

这尊雕像缺乏代表性，我就去了山的东北角，去瞻仰传说中的自然雕塑。

真真的好一位母亲！虽然她的脸部瘦消，发髻因风吹而稍显凌乱，但却是为儿女克尽心力的不容置疑的标志；而她所处的位置，是山的背阴之地，恰恰象征母亲为孩子只是默默做事、不要显露、不要回报的平凡而伟大的特征。

望着这尊石像，联想若干，我不禁眼窝发酸。

一位高大的中年男性游客在旁边问：“想自己娘了吗？”

我点点头，又慢慢转过脸看去。啊，他竟然忍不住将两颗浑浊的泪珠滴落下来了！

后来，听说很多富商在熊岳镇投资办企业。对官员说来，这是政绩。党委、政府的大小干部为召商引资忙前忙后，自然功不可没，庆功的时候也就忘了那位老母亲的永远的感召力了。

细想，母亲也就是这样的角色！

                                                                                            2004年7月19日

林    殇

假如我现在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又假如这篇文章是后人所作，那么，字里行间表述的一切则只能是传说或据说。于是，我赶紧整理记忆，将一个重要的事实交给读者。

1980年的一天，几个学友在一起谈天说地，假装大人物一般品评国是人非。有人发问：“‘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概而论之，有几方面？”

众说纷纭。

我说：“严格讲，所有的破坏都归于‘文革’是不准确的。‘文革’时期只是政治独裁、法制崩溃极端表现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意义上说，此前的类似运动，也是‘文革’，不具名而已。这样，我们纵览前后，可以归纳出三大破坏：

一是破坏了人口的合理增长规律。这个问题使得中华大地有限的资源，呈肉少狼多之比。而人命关天，不能随便处死，超出正常负荷的就业、教育、医疗、劳保，以及多余的人际关系的协调，就平白给社会增添了沉重的包袱；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承载了10亿多人的重压，而且还将与日俱增。

二是破坏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小偷小摸习以为常，整人挨整随处可闻，不讲公德，不守信义，却又常常口宣原则，阴阳两面，虚空夸浮，不一而足。

三是破坏了生态平衡。大自然取天地之精华，以4亿多年的时间为万千生灵营造的大片森林、草原，却被我们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一个大跃进就毁去十之五六。较之前两者，这第三大破坏尤其难复旧观。”

大家均以为然，不由连连慨叹。

这里要强调的是，在座的人之所以很容易引发同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家都是经过浩劫的人。可谓往事历历，回首在目。

我的家乡系辽南中部东靠临山区、西临渤海的一个屯落。村中有一条小河，每到雨季，山洪咆哮而下，威势骇人；而雨季一过，再无滴水，自然也没有了哺育两岸的草木禾稼之功。要命的是，这样河流很多很多。这是我们现在司空见惯的一种令人心情不悦的景观。

但过去不是这样。

1958年以前，从沈阳到大连，沿途东望，绵亘的长白山余脉，无处不是绿树森森，而从其间蜿蜒伸展出来的若干河流，尽皆清洌澄彻；虽逢大雨，也无暴来暴去之忧，而是细水长流，终年不断；水中游鱼虾蟹，随意繁衍；岸上杨柳桑榆，枝叶叠翠；景色美妙，直入诗画。

我家乡的那条小河自然也是这样。

那么，前后比较，为什么竟有如此的天壤之别呢？

原因在于树林。

林业专家告诉我们，每棵成树每天可以吸入和释放的水份分别是30 公斤和20 公斤。据此，我概算了一下，我家乡的那条小河长约25公里，中游以上的流域全是山地，不低于50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的树木在全盛时其约16000 株，50平方公里就有800000 株。这样，大雨一来，每天就有24000 吨即24000 立方米的水被蓄积起来而不加入山洪行列；无雨时候，每天又顺着根须释放出20000 吨即20000 立方米的水，使小河绝不干涸，除保证水族生活之需，还可供农人浇灌等用，滋滋润润，生生不息，且又美艳可人，虽不如长江、黄河之壮观，却也是辽东半岛的小家碧玉。

可惜，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发动起亿万纯朴而没有科学文化知识的革命群众，由于土法炼钢等项需要，几年功夫，就将东山的树林砍去大半，加上人口大幅度增殖，要住房，要烧柴，要继续砍伐，于是，我们就使壮丽山河大大变了模样——山头光秃秃的，成了出家的和尚；小河长年无水，成了光棍一条！

当然，也不乏忧患、奋进的有识之士，偶然作了小官，便植树造林，在极其不良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里艰难地播洒绿色，为子民造出几片绿荫。

1977年夏，我到盖州东部的高屯公社考察学大寨情况，就欣喜地看见了几座颇有生气的山头，并且得识一位百岁老人，我称他为刘爷爷。

刘爷爷那年104岁，却依然讲求劳作，尤其恪守早睡早起的祖训。老人家每遇儿子们晚起，就在院心开骂：“起来，起来，一个个小人儿，学睡懒觉，什么体统？”

我打听了一下，那被称作“小人儿”的他的儿子们，都是80以上的高龄了。但是，听见骂声，也得乖乖起来，不曾顶嘴。

刘爷爷坚持要劳动，生产队长就给他派了个合适的活儿——照看果园、林场。尽管百岁寿翁到底老迈，不如年青护林员灵便，但是，他看管的范围，竟是不可言喻的难以侵犯，树木不损一棵，苹果不丢一个。连下乡青年都不肯去偷嘴。可见其威已近神圣。

这显然是高寿之功。

我问刘爷爷：“您老有什么秘方？”

刘爷爷说：“有，一是我爹，我爷爷都活了一大把年纪，咱家人随根儿；再是——”他指了指周围的苍松翠柏，说，“你们城里人吃白面馒头，我吃窝头都供不上溜儿，吃的是比不得了！可是，我守着这些树林，天天都喘着一口好气儿。这气儿，虽说没有白面值钱，可你7天不吃饭能活着，7分钟不喘气就完蛋了。”

我一时大有彻悟之感。因为只是从这一刻，我才懂得历来不值分毫的空气，竟然具有如此高昂的价值！我不由连连表示赞佩。

然而刘爷爷面无得色。我看见他把满是苍老的眼神投向远处，好一会儿，才骂咧咧地说：“都是些败家子啊！那些山上，原是都有林子的。我孙子当队长，领着人都给砍光了。我骂也没用！浑球儿！谁知道几辈子才能长出来！”

刘爷爷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悲痛，双目微闭，但没有泪珠。这使我想到了我家乡的那条经常是干巴巴的小河。

后来，刘爷爷去世了。

再后来，我乘公出之机，到了和刘爷爷对话的地方，发现那片树林不见了。

我暗道：“天啊！”

1998年，长江发了大水，松花江发了大水，据说都和植被遭到破环有直接关系。

刘爷爷安息了吗？

不想说了，就到这里算了！

1998年11月15日

春来茶馆

从宾馆出来，到开发区委，通过对面的望海大街径直就可以走进那个花园般的大院和那座夺人眼目的办公大楼。但是，我却绕了个弯子，来到区委大楼后面的小胡同。

比较望海大街，这条胡同就是第三世界了。柏油路面斑斑驳驳，偶或一个不大不小的坑洼，里面总有多半下城里人常见的那种污水。前天，我路过远郊的一个村庄，闻到一股农家晾晒大粪味，熏臭之外，稍觉有一种久别的新鲜，所以，我没有捂上鼻子。而脚下的这坑污水，却不管你捂住什么感官都令人作呕。城市人总觉得污水比大粪要卫生一些。可是，大粪喂进地里，五谷杂粮会长势喜人；污水渗入田野，庄稼就毁了。孰优孰劣，不消争论。

区委大楼的背面没有镶瓷砖，虽然不如正面堂皇，却是俭省之举，不能非议。但是，我不知为什么想起了一个裸体的傻子，他凭着仅有的一点羞涩感用块花布档在前面，后面的屁股全然裸露，屁沟两侧点点黑渍，说不准是随地落坐沾上的泥淖，还是排泄之后没有擦净的残余。我哑然一笑，这个过分的比方是不能说给区委的朋友们听的，他们在尴尬之后产生的那种莫名恼火，说不定就会演变成我政治旅途上的坎坷；也不能说给老面姓听，他们恶意的哄笑，会使我想起李自城农民军进城之后甚于明代皇室数倍不止的荒淫。于是，我咽了口唾沫。

再走几步，我看到一块横匾，上书：春来茶馆。我站住了，端详着。这字不如我写得好，但清楚是不用怀疑的。

昨天傍晚，我下车之后，没有打搅当地官员。但个人掏腰包，又没有外人知道，就不能进大酒店，就不怕寒酸，就在这条胡同里那些小店面门前挑挑拣拣。

我注意到“春来茶馆”，是因我曾在现代京剧《沙家浜》里饰演过郭健光。我坐进“春来茶馆”，却是因为老板娘，她叫李凤。

李凤不如阿庆嫂那样口舌玲珑，但纯朴，隐隐的还有一种娴静美，象日本的“阿信”，而且肯定没有知识女人那种理性以及挑剔的毛病。我常常幻想我的终生伴侣就是这种类型。但是，我是一个活在梦中的人！

“大哥，刚下船的沙蜇很新鲜，大城市的游客都说好吃，还有赤甲红……”

“噢。”我点点头，又摇摇头，说，“我想喝茶，对了，这不是茶馆吗？”

李凤的脸红了：“好多人都这么问，都是我们错了！”

我问：“牌匾是谁写的？”

“咱家那个。”

我一时无语，手指轻叩桌面，没来由的心里满是失望和遗憾，但尽量要把风度搞得大度和潇洒一些，便说：“不错，不错。名儿是谁起的呢？”

“我呗！”李凤腼腆地陪着笑，“净瞎起。其实是小吃部。明儿个改了就好了。”

我忙说：“别改，别改，也挺好的么，就是那字差了点儿。”

李凤点下头：“我知道，不过，就是牌匾撤下来，也不能扔了！”

“为什么？”

“……咱家那个不在了！前年，他划舢板子去打鱼，……再就没回来……！”

我心里一阵哀痛。按说，我应该幸灾乐祸，然而我没有。我知道我良知不泯。我想我得岔开话头，就说：“嗯，嗯……那就上一碗沙蜇、蒸两个赤甲红吧……。”

李凤说：“大哥，也有茶，不过是茉莉花茶。”

“太好了！我最喜欢茉莉花茶了！”其实我并不懂茶，而于茉莉花茶也实在不曾恭维。但是，这次确实深得其妙。那清淡的香气使我大有一见钟情之慨。我品着茶，望着窗外，发现茶馆门前的一段路面很平，原来的大大小小几个坑洼，都用海沙掺少许黄泥填平了。于是，我断定，以李凤这种类型的少妇，市政的干部和工人是愿意效力的。

李凤看出了我的意思，说：“这样的小胡同政府顾不过来。我自己填的。我腾出空儿来，慢慢的整条胡同都能填平的。”

不知为什么，我对李凤的话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只是默默点头。

这时，进来一胖一瘦两个警察。

胖警察抿了下厚嘴唇，大咧咧地说：“有没有新来的服务员？暂住证办没办？”他的胖相很有趣儿，小腹突兀而下坠，从侧面看去，一打眼会分不清哪面是屁股。

李凤斟上茶，说：“都办了。喝口茶。”

“不了。”瘦警察说，“就来看一看。”审完证件，两个人就走了。

我说：“这俩警察倒挺负责任。”

李凤说：“往常也不这样。最近，头头换了，来得就频了。工商、税务、城管、物价、防疫站、环保局……，反正这拨儿走了，那拨来了，一天到晚不消停。不过，很快就过去了。直到又换一茬头头，才能再这么忙。”

我恍然大悟。我这次的调研课题，就是关于干部易地交流的。本想等一会儿通过区委组织部找几个典型，不料，竟在“春来茶馆”抓到了一手真实材料。

30分钟之后，我把遇到的情况对区委组织部长说了。他脸上满是欣慰之色，毕竟，这说明他们的工作有了成效，对上级反映的此类情况也不是虚报。

可是，部长却谦逊地说：“这只能越发证明，上级党委关于干部易地交流的决策是对的，是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勤政廉政建设的根本性措施。我们只是落实。稍为不同的是，动作快捷一些。到目前为止，全区科、股级单位干部易地交流完成百分之成。“

我迅速记录。笔下，墨汁淋漓，完全是我飞扬的思绪。末了，我说：“太好了！”

然而，第二天早晨，当我坐进“春来茶馆”之后，李凤却说：“好个屁。”我十分惊讶，她居然没有为这个不适于她的粗话难堪。我怔怔地望着她，希望她纠正说法，不使我面前的这个温良的少妇形象染上污点。

可是，她又重复一句：“一点也不好，好个屁。原来的那些官儿，大家都处得不错。现在可好，还得重新相处。”

我说：“那就处呗。”

她说：“光用嘴皮子就处了？易地交流？换一个地方，发一笔财，换五个地方，发五笔财。反过来，咱们做买卖的，来一个新官儿，就多破费一些钱财。行了，什么都不用说了。反正你们这些当官的，好坏总得隔三岔五想出个花花点子，没事儿闲着不成了是一帮废物吗？只不过，就是个坏主意，也能吹个天花乱坠。大哥，不信咱俩打个赌，你说易地交流能反腐败，我说不能。好，两年后看到底能不能。不能怎办？赌点什么，你来定。“

李凤倔犟地右手小指弯而成钩，伸到我眼前。她激动得面庞微微泛红。这使我想起绵羊头上的双角。

我下意识地缩了一下手。我没和她打赌，表面看是保持某种风度的需要，其实是没有胆量。

光阴荏苒。多年以后的一天早晨，我作为游客到海边休闲。闲来无事，自然不自然地走到了“春来茶馆”门前。里面用早点的人很多，李凤忙得不亦乐乎。抬头之间，她看见了我，先是怔了怔，然后跑出来，忽又顿住了，稍稍有些局促不安。

我说：“你好！”

她点点头，说：“你也好！大哥，好几年了！我寻思你会来的，没想到隔了这么久！咱家的服务员都说你这个人正派。”

这回轮到我脸红了。稍许，我说：“李凤，我输了！”

李凤连连摇头：“那是明摆的事，本来也不用打赌。不说这个了，我给你到船上拿几个赤甲红去。”

那天是2000年8月26日

二十五里长征

以沈阳为骄傲或者偏爱这座城市的人，应该喜欢阴天。那时低垂的乌云把天空弄成晦暗的铅色，晴天里清晰可见的一杆杆大烟囱呕出的各类粉尘，就不怎么有碍观瞻了。

1985年9月16号上午10点，我从市粮食局人事处耷拉着脑袋走出来的时候，隐约觉得缺了点什么，略略一怔，知道没了影子，抬头一看，只见满眼阴霾，倒也“干净”，不禁苦笑。

前几天开整党工作会议，说上下协力，一定要三年内实现党风彻底好转，且此话出于中央一位资深的老革命之口。

我愕然，三年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这勿须置疑，因为历史早已作出证明。但三年想根绝共产党内的不正之风，未免太过幼稚。我在讨论会上讲了这个观点，也摆了若干根据，比如党风问题既然涉及政治、道德、经济、法律、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就不能指望整党这种单一的政治运动来解决。

我受到了批评。

一位真心栽培我的老领导正告：这是明显的和党中央政治上不保持一致。我说，“凡是”毛主席弄错的事、说错的话都可以纠正，一个普通老革命说法欠妥，有什么不能反驳的。

我的老领导大怒，拂袖而去。

接着，和我一起被列为后备干部的男女都分别当上了处长、公司的党委书记、经理，我却一如既往。几位要好的后备干部兼朋友安慰我，说，我们这些人属你水平高，你别着急，早晚会后来居上。我说，拉倒吧，沉默是金，胡说八道算什么水平？只不过，我是直线救党，你们是曲线救党，大家各尽所能罢了！武死战，文死谏。我是一介小小文人，天生就要提意见，当官是不想了。

这是违心话。我是农家子弟，极爱通过当官炫耀乡里的。这次于宦海之中忽然沉溺而至半死不活，自然怨恨那位曾经提拔我的老领导。

我有些冤枉了他。据小道消息，党委成员在一致否定我之后静静等待他拍板的时候，他沉默良久点点头，只说：“这样也好！这小伙水平挺高，又表达得太清楚，做小官没事，一旦位极人臣，必有大祸。政治上还是控制使用吧！”

我如今方晓得此言乃千金不换。而当时我是恨恨不已的。于是，我要求调离。去向是省政府办公厅。

老领导不同意。我反复申请，包括托他的领导出头说项，后来就同意了。从不同意到同意，这之间的时间跨度是一年，即是说地球围绕太阳转了一大圈，而我围着老领导转的圈子就不知多少了。

我的效率不如地球！

证明这一点主要还有以后的若干资料：

1、  1985年4月我轻松自如地来到省府大院报到。奈何我的同学，也就是帮我调转工作的同学告诉我，时间拖得太久太久，调令失效与否还算小事，秘书处的三个空额全满了。他特别惋惜地告诉我，如果提早一个月，也不会如此遗憾。

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在那一瞬真正搞懂了什么是泄了气的皮球。我想，早放我也是放，晚放我也是放，何必挨到今天才皇恩浩荡呢？

也是小道消息说，那时正兴文凭热，我胡乱混了个大专毕业的名头，如果轻易走人，我所在的党组织会有不重视知识分子之嫌。基于这一点，老领导自然尊口难开。这比较他担心我青云直上之后忠直不阿而招来政治祸端的那种大智慧，未免狭隘。唉，人呢，总是有时对有时错，圣贤在所难免！

2、  同年5月——11月，我不知跑了多少趟人事厅。因为我的同学为我极负责，又说服了人事厅接纳我这个所谓人才。人事厅审查了我的政治条件和我的一些假大空文字材料及发表于报刊上的各类作品，拟让我搞调研。可是，有一点麻烦：人事厅的内部矛盾于斯时达到顶点，急需整顿，其间不宜也没有闲功夫为一个小人物办理调转。于是，我又被悬了起来。

人有脸树有皮。折腾到这个份上，再麻烦也得离开市粮食局了。为此，我想到了愚公，每天挖山不止般地跑这儿跑那儿。

到了11月，又是我那同学可怜我，说，人事厅一时没个结果，公安厅办《水晶石》杂志，需要编辑，就去当个警察吧。

我举手表示赞成。

这天是11月6日。

3、  第二天，我和组织干事老那大哥一起来到人事厅调配处。当把有关手续递出的时候，一位副处长瞥见了我的名字，拉开抽屉拿出我当初交给人事厅的有关材料，生气地说：“这个人怎么啦，哪好往哪去？不行，研究研究再说。”哐当一声关上了抽屉。

航船搁浅了！

我吓了一跳，示意老那大哥不要暴露我的革命身份。老那大哥心领神会，陪着笑脸，好话说尽。但是，当天肯定办不成手续了。不过，老那大哥洞悉我眼神的本事绝对天下第一；我觉得他若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到白区当地下党最合适不过。当然，我也骂了那个副处长：妈的，把一个人的调转大事系于自家的喜怒之间，这肯定是婊子养的八格牙路。得说明一下，这百分之百是我心里嘀咕，嘴上可谨慎多了，大气不敢出一口。鬼晓得我为什么这一刻如此乖乖！大概我直率中间也有机会主义劣根性？

4、  难忘的1986年1月14日，老那大哥神情委顿地走进我的办公室，说：“兄弟，完了！”我反倒平静如恒。因为过多的坎坷，使我发现一条定理：百姓子弟若求仕途平坦等于忘了其父乃谁。我把这个定理的代数表现归结为：

0╳100X=0

我的一些同学后来知道了这个定理，举杯恭贺的同时，建议补充到教科书里去。我摇头表示反对。这是后话。

当时，老那大哥见我一副和尚道士的方外之相，以为我受了刺激，忙说：“别误会，傻兄弟，是手续办完了！”我说：“行！”依然平静如恒。

人，就是这样磨出来的。

沈阳人大体都知道，从马路湾到北京街再到省公安厅，约25里路程，平常骑自行车顶多40分钟，可我却奔波了一年有余，胜过红军从江西到陕北所用去的时间。

3月28日，我交待完在沈阳市粮食局、粮油运输公司的各项工作之后，正式到公安厅宣传处报到。梁处长问我：“如此大费周折，感想如何呢？”